關鍵詞：大數據/主體/客體/中介/內容
 

　　標題注釋：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治國理政思想的方法論研究”(項目號：15BKS063)的階段性成果。
 

　　原發信息：《天津社會科學》第20171期
 

　　自從人類開始挑戰大自然的時候就有了數據，工業化的浪潮使得摩爾定律產生兩個后果，互聯網的興起和產業的數字化，這兩者的結合就是數據的增加，使數據的量、運行速度、類型發生質變，人類從此進入大數據時代。然而，作為知識神話的大數據，并非信息化時代才出現，古代就有了大數據，但古代并不是大數據時代，因為，不僅古代的數據量無法和今天相比，更主要的是古代還沒有形成大數據意識。上起黃帝(約公元前2550年)止于明亡(1644年)的《二十四史》計3229卷，約4000多萬字，它就是大數據，除正史之外，歷史上各種書籍、記載和傳說，物質的和非物質的遺產更是大數據。公元前300-公元48年，亞歷山大圖書館收藏了50萬卷的圖書，幾乎涵蓋了當時我們學習的各個領域。玄奘(602年-664年)于貞觀元年一人西行五萬里，歷經艱辛到達印度佛教中心那爛陀寺取真經，與弟子共譯出佛典75部(1335卷)。在今天看來，這些知識構成完全可以被稱為大數據。大數據分為廣義大數據和狹義大數據，廣義大數據是指大量的信息集群，狹義的大數據是指智能化技術生成的大量非典型的數據形態。
 

　　一、大數據時代實踐主體的自主建構
 

　　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大數據是人的生產物，并已全面介入人類的實踐之中。然而我們絕不能把大數據僅僅理解為人與世界的一種中介關系。在馬克思看來，主體是“對自然界和社會聯系本身的普遍占有”①的體系，因此，人本身也成為大數據，即誕生了“大數據人”，但這是一個不斷自我建構的過程。
 

　　(一)主體自主地構成自己
 

　　從古希臘蘇格拉底“認識你自己”到黑格爾“自己構成自己”②，人類對自身的認識經歷了漫長而曲折的歷程。它表達了人類對自身認識的深化，簡言之，沒有“自己構成自己”，人類不可能“認識自己”。盡管黑格爾天才地發現人類獨特的自我建構形態，并把理論思維提升到一個從未有的高度，但他的構成模式是“從單純性中給予自己以規定性”③，屬于“概念到概念”的純概念和純思維活動，即創造了富有獨見也失去現實性的“思辨哲學”。列寧指出：“‘自己構成自己的道路=真正認識的、不斷認識的、從不知到知的運動的道路(據我看來，這就是關鍵所在)”，并且“應當從‘全部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發展’中引申出來”④。列寧給予了“自己構成自己”的唯物主義道路，并把自我構成自己的概念運動看作是客觀矛盾的反映，特別是引申的路徑是從不知到知，從人的級本質到第二級本質的不斷構成過程。然而，在傳統時空里，人類對自我的構成更多停留在被動、不自覺和缺乏現實感的“概念的狡計”之中。大數據的移動互聯使得即時性和功能性強大的個人終端在與外部世界的數據交換與虛擬實踐中，對自我的行為與思維進行更自主和更可實現的反思與重排。同時，大數據概念的形成與演進既是智能化技術的“自然生活”，又是人類的理論思維的“引申”。它是人類用概念(大數據)把握世界的對象性思維，也是對概念(大數據)的思維，即是人類掌握辯證思維后的思維形式。通過對大數據概念的反思與建構，人類進一步揭示出自身更豐富的主體性，是用新的“人的尺度”把握新的“物的尺度”和“對象的尺度”，進入了具有更高獨立性、自主性和現實性的自己構成自己的“概念的藝術”⑤系統之中。
 

　　(二)主體表現為所有個體性的整體性
 

　　傳統的主體的整體性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個體服從整體的整體性，即盧卡奇的總體優先，“只有在這種把社會生活中的孤立事實作為歷史發展的環節并把它歸結為一個總體情況下，對事實的認識才能成為對現實的認識”⑥;另一種是整體服從個體的整體性，即黑格爾的“生命本質上就是其一切部分的完全流動的互相滲透，即對整體漠然無關的那些部分的互相滲透”，各部分“在自己的內部不止息地使自己分解，而只創造整體”⑦;前者表現為整體主義，后者表現為個體主義。而在馬克思看來，現存的社會是用利己主義(個體性)排斥利他主義(整體性)，例如剝削;或用利他主義叛離利己主義，比如勞動異化。反之“共產主義者既不拿利己主義來反對自我犧牲，也不拿自我犧牲來反對利己主義”⑧。換言之，共產主義既不用個體性排斥整體性，也不用整體性壓制個體性，是所有個體性充分釋放的整體性。大數據時代的主體性具有共產主義整體性的意蘊，即充分包容共同體中每一個個體的個性發揮，并緊密聯結在一起，表現出與傳統不同的新的整體性和個體性。由于每一個個體處于各種不同的數據群中，不再是孤立的個體，個體既是數據的終端，也是數據的起點和數據鏈條的聯結點，個體間從傳統的弱聯結走向強聯結，而個體性表現為個體與群體的數據交換能力;同時整體不再是個體的機械性和離散性集合，而是個體對他者具有數據與信息強依賴關系的群;整體成為個體展示個性的自由切換的平臺，而整體性呈現為個性的激發和集聚能力。此時，整體表現為所有個性化的整體，個體是整體化的個體;整體不再忽略個體的存在;整體性和個體性都以對方的形式獲得自己的存在。這既是人類個性化時代的到來，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真正形成。可以說，沒有數字空間、網絡世界、大數據共享，人類化僅僅是初級化，一個以網絡聯結和大數據共享的整體性為前提的化是化或新型化。同時，在數字網絡和大數據的共建共享環境下，經濟、政治、文化、科技、教育、醫療、生態等發展的個體性次獲得了高度的社會性、共通性和整體性，同時，人類也因此開啟了社會物質資源與精神智慧的眾創的新實踐模式。
 

　　(三)以求解性為初始條件的求知性
 

　　柏拉圖把哲學直接理解為知識或追求知識本身，但哲學所追求的知識不是部分的知識而是整體的知識或整體的沉思，其中，整體和下沉是哲學家把握知識的兩種視野或方法。但是，柏拉圖給予這個目標的中介系統是“完善的人的整體”和“統治者應該做什么”的命令性。然而，這兩種中介系統在大數據之前始終處于理論知識階段，而不能發揮中介的作用，因此，整體性知識和下沉的知識未能真正獲得，被歷代哲學家所聲稱的都不過是形而上學的本體論。
 

　　從人類的實踐史可看到，人類存在兩種實踐方式可以選擇，一種是求知性實踐，即運用知識的實踐，另一種是求解性實踐，即運用知識的知識進行實踐，前一種是知識的物化，后一種是知識的知識的物化。人類把握的方式是從知識的物化逐步過渡到知識的知識的物化，即從求知性邏輯向求解性邏輯演進。進入大數據時代，人類的認識邏輯呈現更為復雜的形態，一方面，拋棄求解性，專注求知性;另一方面，人類進入更高層次的求解性。
 

　　舍恩伯格認為：“知道‘是什么’就夠了，沒必要知道‘為什么’。在大數據時代，我們不必非得知道現象背后的原因，而是要讓數據自己‘發聲’。”⑨在舍恩伯格等人看來，大數據時代改變了人們通過尋找事物的原因來把握世界的習慣，相比“為什么”，人們更關心“是什么”。我們知道，因果關系是相關關系中的特例，人們之所以選擇“是什么”，不選擇“為什么”，依舍恩伯格的解釋是，因為，追尋“為什么”的工作量的巨大以及大數據的復雜性和“非線性關系”，而“知道相關性是什么”更能接近事物真相。
 

　　舍恩伯格的錯誤在于他看到了大數據的求知現象，卻未能進入大數據的求知本質。因為，之所以有大數據的“是什么”，是以“知其所是”為前提的。大數據的“大”的內涵其一就是大量的工作用于進入形成知識的知識領域，掌握知識的知識的物化方式。大數據形式上是知識生產，本質上是知識的知識的生產。
 

　　人類歷史是對經驗、思維等知識不斷認識和建構的過程。與舍恩伯格的認識相反，迄今為止，人類的實踐更多的是求知性邏輯，即是對一種定義性知識的認識，包括問題與原因。這種對原因的認識也是一種定義性知識，是確定的、靜止的和可解釋的。在對定義性知識的認識過程中，盡管也存在策略性選擇，但這種策略更多是感性的、經驗的和模糊的，即使在理性主導下，策略性選擇也是有限的和樹狀分叉型的，而大數據徹底改變了這一切。
 

　　二、大數據時代實踐客體的“復變”形態
 

　　大數據時代的客體是以非傳統形態的復變為基本特征，其中的“復變”，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一是復雜性，即大數據的客體比小數據的客體更為復雜和多變;二是復元或多元的變革，即大數據客體中的任何一個系統或子系統都沒有一元性或單一性的獨立運動形式，大量系統以復合形式存在;三是大數據引發我們思維和行為在人類學意義上的一種復歸。
 

　　(一)同一性范疇的破缺
 

　　大數據打破了真與假的界限，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假”概念的內在同一性喪失了，即“真”不再是真，“假”不再是假，這是由于：(1)數字化技術使得虛擬的對象被我們感性地感受到，有體驗的“真”，但另一方面，它僅是一個數字化存在，沒有真實事物的分子、原子構成和新陳代謝過程，是“假”的存在。(2)數字化的視聽技術使得高保真的畫面和音質，比真的還“逼真”，誰更真?誰更假?(3)大數據時代的數據統計和事件傳播使“真相”難真，或者根本沒有真相，“真相”就是一次接一次被澄清的無限序列。
 

　　同樣，人與機器的概念也變得模糊，智能技術使得機器人具有人和超越人的能力，甚至機器也有情感，以及機器具有了像人一樣的自我學習能力，擺脫人的控制，自我編輯，甚至反過來編輯人類，控制人類;人也因為與機器的結合，使人具有像機器一樣的能力，比如計算能力。數字化傳播的客體是連續的，但中介是間斷的，主體是通過間斷性去把握連續性，主體的連續性視角實際上是間斷性的幻覺，即間斷性的快速連接。這樣連續性和間斷性的獨立性削弱了，彼此概念的內在同一性瓦解了。同樣，性別、有限與無限、宏觀與微觀、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等概念間的對立性與斗爭性消失了，同一性也必然失去存在的前提了。即是說，大數據時代，我們需要對傳統的概念進行重新定義，重新認識。
 

　　就大數據的技術根基二進制本身而言，正受到量子計算的否定。普通的數字計算機執行的是0和1二進制邏輯，而速度更快、容量更大、模式更新的量子計算機之運行源于量子邏輯，可以計算0和1之間的數值，其不以元素為基本運算單元，而是以集合為基本運算單元。如果把1稱為存在，0稱為不存在，那么0-1之間是存在中的不存在，不存在中的存在，量子計算是對存在與不存在、確定性與不確定性概念的挑戰，使存在與確定性概念失去了同一性。
 

　　大數據時代由于每一個人時刻處于數據信息的傳遞與生產之中，信息的干擾與交叉，傳統“主流通道”的傳播與接受功能日趨弱化，特別是對于政治模式、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觀點的形成，人人都是“思想家”，相比小數據時代，價值觀的獨立性增強了，同一性減弱了。
 

　　(二)穩定性范疇的躍遷
 

　　穩定性是指一個系統在一定的外部因素作用、擾動下，通過自身的信息感應、反饋、交換、調整等過程，繼續保持或回到原初平衡狀態的性能，或者說，按照人的目的和意愿進行行為干預的可實現能力。穩定性是事物存在和可持續的依據。
 

　　大數據時代由于信息傳遞的加快，技術的不斷創新，新數據的涌現，擾動因素的迅速增加，穩定系統會不斷發生變形和不適應，變為不穩定系統，但同時，由于系統的自組織能力以及存在大量的可接收和可選擇的擾動因素，不穩定會趨于新的穩定形式，以不同于原來穩定態的超穩定和亞穩定態存在。
 

　　超穩定是指原有的穩定形態受到干擾，系統進入另一種形式的穩定態，是對原有穩定形態的超越。超穩定態會比原有穩定態更，更具有對新環境的適應性。系統也從穩定到不穩定再到新穩定進行了一個循環，但發生了質的躍遷。亞穩定是介于穩定和不穩定之間的中間形態，會向穩定和不穩定兩個方向流動。亞穩定既是走向未來穩定的準備，也是現有穩定性的反向力量。大數據時代出現亞穩定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1)數據獨裁與反獨裁的矛盾;(2)數據的量子性;(3)專家系統的崩潰。大數據系統一般都是多變量系統、開環系統、非線性系統和多級系統，大多處于有限穩定性或亞穩定性狀態。
 

　　由于系統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在超穩定和亞穩定的基礎上會形成多穩定系統，它比其他系統具有更高的層次性。多穩定系統是由若干個彼此獨立又互相聯系的子穩定系統或子亞穩定系統所構成，是一種復合型系統。多穩定系統的穩定性和單一系統的穩定原理并不完全相同，不必像單一系統調動系統的全部元素去適應和調整擾動變量，而是用某些子系統去承擔穩定性的工作。多系統的形成是由于外部因素，單一系統無法適應環境的變化，需要系統的一種“聯結”，形成系統穩定鏈，使各系統的穩定性向更高形態生成，形成系統遷移的有序性。以生產力系統為例，任何國家的生產力都是生產力系統中的子系統。
 

　　(三)有序性范疇的回歸
 

　　有序指的是事物諸聯系的秩序性和規則性，反之，無序是諸聯系的混亂性和混沌性。有序和無序是事物的一對矛盾，它們同時存在于事物之中。有序是維持事物的特定質的內容，無序是消解事物質以向新的質轉化的內容，其彼此的矛盾運動決定了事物的發展趨勢。社會形態由低級向發展是一種有序運動，宇宙大爆炸則是一種無序運動。熱力學第二定律指出，在自然過程中，一個孤立系統的熵不會減少，即一個不受外界影響的孤立系統，其內部自發的過程總是由有序的狀態向無序的狀態進行。換言之，人類生活世界更多的獨立系統是處于無序狀態。無序向有序發展，低級有序向有序發展，需要消耗一定的物質和能量，去抵消無序的抵御。世界上一部分事物向有序發展的同時，也意味著另一部分事物向無序方向發展。我們不能地認為有序比無序更有價值。
 

　　大數據在多維度上呈現它的有序性：(1)有序與整體相關，有序性寓于整體性之中，事物之所以有序是因為它承擔系統的系統質或整體質。“人的孤立化，只是歷史過程的結果。人表現為種屬群、部落群、群居動物——雖然決不是政治意義上的政治動物。”⑩古代人表現為種屬群、部落群、群居動物，技術的發展和社會形態的變革使人孤立化，依據大數據技術的各種虛擬社群，使人在脫離現實世界中重新結合在一個新世界之中，產生另一個“我”，無數另一個“我”形成一個個新的部落群，產生一種群居的回歸感和秩序感。(2)在物聯網世界中，“物”通過程序被秩序化，而人與物的融合使秩序化傳遞到人，人的生活世界和物的世界都獲得一種程序化的秩序化。(3)大數據時代，一切存在和關系都被數字化、數據化、編碼化，數字、編碼成為強烈的時代符號。二維碼深刻地表達了人類的秩序化生活和編碼時代。(4)有序性還與事物的對稱性相對應，事物運動越有序，對稱性越喪失，反之，越無序，對稱量越增加，像布朗運動的熵無限大的無序狀態，也是對稱的狀態。所以，熵也是衡量事物對稱性的參數。大數據的基本特征是信息量的巨大和信息在時空分布的不均勻和不對稱，它反映了世界正從無序向有序劇烈變動。信息量的每一次增加，是一次對稱與平衡的打破，也是無序向有序的一次邁進。因此，大數據的本質是重建世界的有序性。這種有序性的基本要素是建立新關系的群居部落，是向人的本質的一次根本性復歸。然而，不同于原始群居部落，大數據時代的人類群居部落是以數據為中介，同時，他們是政治意義上的政治動物，即每一個人均具有數據化的政治身份和政治意識。
 

　　三、大數據時代實踐中介的革命
 

　　大數據作為人與世界交換的中介革命，標志著人類從小數據生存方式轉換為大數據生存方式，大數據將成為人類歷史進程新的元點。廣義大數據向狹義大數據的歷史轉換，促使智能化數據平臺的形成和人類中介系統的突變。智能化數據中介系統引發人類解釋世界方式和構成世界方式的革命，概言之，大致有如下幾種：